道正人间（十七）毛主席告诉我们尧舜禹禅让血腥真相

显示全部楼层 · 发表于 2013-6-11 20:44:33

尧舜禹禅让历来被儒教仁义所称颂，可是那不是真实的历史，而是儒教骗人的。

毛泽东晚年批注二十四史时，在《魏文帝被利用》一条中写下了六个字：尧幽囚，舜野死。毛主席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还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。

从黄帝开始，权力都是父子世袭，但是到了尧、舜、禹三代君王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禅让的神话，这是一个在文明社会都难以做到的大公无私的壮举，却在集权时代发生，你信么？我反正不信。毛主席思想的闪光点在于，他不相信中国历史上那些被儒教称颂的圣人不是婊子，毛主席不把任何人当圣人，敢于怀疑一切，而且，还能提出铁的证据！

（一）
经过秦汉大焚书，我们已经很难知道上古历史的真相是什么。但是，并非没有线索可查。《山海经》和《竹书纪年》是逃过秦始皇焚书的两部上古著作。记载了下面的事情：

丹朱是尧的儿子，尧把帝位传给丹朱，但是舜篡权夺位，杀死了丹朱！

《山海经海内西经》记载：“苍梧之山，帝舜葬于阳，帝丹朱葬于阴”。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细节，对丹朱的称呼是“帝”。后世史学研究者据此考证舜的帝位并非从禅让得来。丹朱曾经称帝，而舜则是从他手中夺取了政权。晋代郭璞对本段注解道：“《竹书》亦曰：‘后稷放帝朱于丹水’。”这是竹书和山海经相互印证的一个实例。

（二）
李白也记述了“尧幽囚、舜野死”

   李白的《远别离》诗：
远别离，古有皇英之二女，乃在洞庭之南，潇湘之浦。
海水直下万里深，谁人不言此离苦。
日惨惨兮云冥冥，猩猩啼烟兮鬼啸雨。我纵言之将何补，
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。云凭凭兮欲吼怒，
尧舜当之亦禅禹。君失臣兮龙为鱼，权归臣兮鼠变虎。
或言尧幽囚，舜野死，九嶷联绵皆相似，重瞳孤坟竟何是。
帝子泣兮绿云间，随风波兮去无还。
恸哭兮远望，见苍梧之深山。苍梧山崩湘水绝，竹上之泪乃可灭。

诗歌本身跌宕起伏，一咏三叹，然而却有一个疑案：“或言尧幽囚、舜野死”。“或”为谁？数千年前那两位传说中的“英明”帝王，他们的结局到底怎样？是寿终正寝，还是死于继任者的谋杀？

（三）
唐朝史学家司马贞《史记正义》，《括地志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。……昔尧德衰，为舜所囚也。又有偃朱城，在县西北十五里。《竹书》云：舜囚尧，复偃塞丹朱，使不与父相见也。”

舜囚禁尧，偃塞丹朱，使尧和他的儿子丹朱不能相见。

这就是儒教宣扬的圣人舜干的事情。

（四）
清人王琦在替太白诗作注的时候补充了另一条资料：“《广弘明集》曾载：舜囚尧于平阳，取之帝位。今见有囚尧城。”说明到了清代，还有囚尧城这个地名。史记的说法参照尚书，是经过儒教孔丘这个老毒物修订的国史。

（五）
   东周法家的韩非子在《说难》里，更是毫不客气地说道：“舜逼尧，禹逼舜，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此四王者，人臣弑其君者也。”一家伙剥了禅让制的皮。明白地说，禅让是儒家的最高理想，然而也是最大谎言。

（六）下面要拿出最有力的证据《竹书纪年》

   有必要补叙一下《竹书》的来源，它其实并非一本书，而是西晋太康二年（281年）在汲郡出土的魏国古墓中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，约十几万字。记载了从黄帝到战国魏襄王20年（前299）之间的历史，是古代唯一一部未遭秦火和儒家篡改的编年体通史，其记载能与甲骨文、金文、《史记》、《春秋》等多方面的资料相印证。更重要的，它颠覆了很多传统儒家学说奉为圭臬的记载，其中就包括禅让说，也因此遭到后世儒家的极力禁毁。对尧舜禅让的这段历史，《竹书》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

“舜篡尧位，立丹朱城，俄又夺之”
“昔尧德衰，为舜所囚也。”
“舜囚尧于平阳，取之帝位。”
“舜放尧于平阳。（放，流放）”
“舜囚尧，复偃塞丹朱，使不与父相见也。”

儒教对《竹书纪年》是持续两千年的追杀焚毁，然而屡禁屡出，我很怀疑，秦始皇焚上古书，儒教怎么也持续追杀上古书？他们怎么配合的这么好？显然是一个高度有组织有预谋的活动。

秦始皇和儒教为什么都要骗我们？为什么要向我们掩藏历史真相？为什么要让我们仁义，它们自己却恶事做尽！

儒教非得欺骗我们上古仁义禅让的用意究竟是什么？两千年如一日的欺骗我们啊！

各位兄弟姐妹们，儒教到底是想干嘛？

把羊放在狼群里，然后告诉羊，周边都是仁义禅让好人，后果可想而知了。儒教掩藏真相，是要彻底摧毁我们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啊！

（七）史记再证！

史记关于舜禅禹的记载，尽管经过修纂，正史仍然透露出些许蛛丝马迹。
据《史记夏本纪》载：“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，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，禹于是遂居天子位，南面朝天下，国号曰夏后，姓姒氏。”

禹将舜的儿子商均软禁在阳城，而天下诸侯全都听从禹，不去朝觐商均。这一段描写与上文舜对丹朱的做法何其相似！舜将尧幽囚尧城，自己后来也被禹夺取帝位，流放苍梧，这是正史禅让的真相啊。

现在的舜帝陵庙在山西运城市区北10公里处的鸣条岗，据考证，这里只是舜之祀庙，并非真实下葬之处。这一点在史记里已有记载：“舜南巡狩，崩于苍梧之野，葬于江南九嶷。”因此李白说道“九嶷连绵皆相似”，然而既为帝王身，何至于“孤坟竟何是”？身后凄凉如此。

关于这点，疑问比尧更加彰显。九嶷山区位于湖南境内，湘江潇水之间，距现今主流学派公认的虞舜都城蒲坂（山西永济蒲州镇）相隔甚远。柏杨就曾提出，舜死之际已是百岁高龄，体力所限，不可能再巡狩南方（按《史记》：舜……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，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，则当时应是整整一百岁）。且当时南方为蛮荒之地，虫蛇瘴疠，条件极之艰苦，全没有炀帝、乾隆下江南那般的风光美景。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一个百岁老人背井离乡，孤独地死在连绵的九嶷山中呢？柏杨给出的答案便是：流放。只有流放，才能对这一反常的现象做出解释。

我都奇怪，面对史记这样的记载，儒教这个大魔鬼是怎么给华夏儿女洗脑让他们都相信尧舜禹禅让的。《史记》中都明确否认了啊！

（八）毛主席再次进行官方定论

舜死之际，娥皇、女英二妃并不在身边。后世传说两人入山寻舜之坟未果，泪洒斑竹，自尽于潇湘，化为水神。这便是李白《远别离》标题的由来。

毛泽东有一首诗写道：“九嶷山上白云飞，帝子乘风下翠微。斑竹一枝千滴泪，红霞万朵百重衣。”用了这个典故悼念杨开慧。晚年他批注二十四史，在《魏文帝被利用》一条下写了六个字，正是“尧幽囚，舜野死”。由此可见，作为一名卓越的政治家，禅让背后的故事，他是相当明白的。

儒教精心编造尧舜禹禅让仁义的目的是什么？这种谎言下，谁是最大受益者？弱化汉族抵御力，对谁有利？

毛主席非常清楚！

（九）《吕氏春秋》再定论

尧有不慈之名，舜有不孝之行，禹有淫湎之意，汤、武有放杀之事，五伯有暴乱之谋。世皆誉之，人皆讳之，惑也
--------《吕氏春秋》

关于尧帝禅让的说法大多出自《尚书尧典》，这一记载被《史记五帝纪》几乎原封不动地搬了过去，从而成为人们心目中的“信史”。有趣的是，史记还参照了《孟子》，描绘了尧帝禅让时的心理状态：

“尧知子丹朱不肖，不足授天下，于是乃权授舜。授舜，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；授丹朱，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。尧曰：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，而卒授舜以天下。”

丹朱是尧之子，才能不足以治理天下，因此尧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说，与其让天下人受苦，不如让我的儿子一个人受苦，将帝位传给了舜，而不是丹朱。

好高尚啊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
我们华夏儿女很早就指出来：尧这样做就不是慈父啊！“尧有不慈之名”。

后世禅让说便源于此，然而跟着还有一段记录：
“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。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，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，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。舜曰：天也。”

意思是说，舜感觉他应该当皇帝，而且是“天也”。
显然，“禅让”之后，事实上存在两个首脑。一是舜，二是分封在南河之南的丹朱。然而尧死后，丹朱便失势。

归道 · 发表于 2013-6-11 20:45:04

（十）
尧是怎么死的？史记对于尧的结局，只有短短两个字：“尧崩。”如何崩？没下文了，不告诉你。

在他禅让之后到死去之前的一段岁月，他又是怎样度过的？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而言，其政治生命的意义往往比生理生命更加重要。禅让是尧的政治生命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闪现，也是最辉煌的一次。从此之后，这个人的下落便滑入茫茫不可知的时间深渊里。

到底去哪了呢？

司马贞《史记正义》，《括地志》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。……昔尧德衰，为舜所囚也。又有偃朱城，在县西北十五里。《竹书》云：舜囚尧，复偃塞丹朱，使不与父相见也。”

这段话解释了史记中的两个疑问：一、尧的结局，是“德衰，为舜所囚”；二、“辟丹朱于南河之南”的目的是“偃塞丹朱，使不与父相见”。一位历史上公认的圣贤君王何以“德衰”，竟至于非囚之不可，史书没有给出答案。至今河南濮州还有偃朱城，那便是“偃塞丹朱”的处所。实际上这个偃塞就是囚禁。

（十一）“禅代之事，不由己出”
顺便录一则小故事，出自《梁书沈约传》。某次，梁武帝萧衍因事责怪沈约，大怒曰：“卿言如此，是忠臣邪？”说罢，乃辇归内殿。沈约很害怕，回去做梦梦见了先前的老主子齐和帝，怪罪沈约多嘴多舌，抽出宝剑，割断了沈约的舌头。梦醒后，沈约请来道士，给玉帝写奏章。奏章里说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“禅代之事，不由己出”。后竟因此被责而卒。故事其实和禅让无关，但“不由己出”这四个字着实有趣。倘尧舜在世，被问及禅让，大约也要脱口道：不由我出——我可没想要这样啊。

（十二）《竹书纪年》高度的史料价值

《竹书纪年》是唯一一部我们能看到的记述先秦历史真相的书。

儒教根本没有记载真实历史的想法，在孔丘儒教徒看来，史官是要为尊者讳，为圣者隐，隐讳去他们干的坏事，公然的篡改历史，还起了个名字叫“春秋笔法”，这也造成中国这两千年来几乎没有一部信史，篡改历史是中国人的习惯，而且还振振有词很有理由，“为尊者讳，为圣者隐”，儒教儒生们丝毫不觉得篡改历史是一件可耻的事情，没良心！

而《竹书纪年》乃先秦非儒教徒所作，秉承华夏上古信史体系，史官最基本的良心，记载了真实的历史。

《竹书纪年》与儒教编造的历史颇多违逆，因此持续两千年遭到禁毁。但是很多记载却与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相符合！

1.如《尚书·无逸》中提到商朝的“中宗”，《史记·殷本纪》等典籍都认为中宗是商王太戊，但《竹书纪年》却以为中宗是祖乙，后在清朝末年发现的甲骨文中就有“中宗祖乙”的称谓，证明《竹书纪年》是正确的。

2.郭沫若同志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、金文的时候，就对《竹书纪年》的史料价值有较高的评价。
如齐桓公午在位的年数，《史记》中的《田敬仲完世家》和《六国年表》作六年，《竹书纪年》作十八年，青铜器《陈侯午敦》的铭文记载有齐桓公午十四年的事，郭沫若同志因此断言：“有本铭之‘十有四年’，足证《纪年》为是，而《史记》实非。”（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》）

3.又如西周厉王以后出现的所谓“共和”，《史记·周本纪》以为是周公、召公两人共同执政，《竹书纪年》的记载却是“共伯和干王位”，说是共伯名和的诸侯代替周厉王，建立了一个新政权。
郭沫若同志十分重视《竹书纪年》所记载的这段史实，他说：“共和是共伯名和；这由古本《竹书纪年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书表示得很明白，但被《史记》误认为周、召二公共和而治。近时的新史学家也还有根据《史记》为说的，我要请这样的朋友读读朱右曾、王国维的关于《竹书纪年》的研究。”（《十批判书·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》）

4.此外，由于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本身的混乱矛盾，并与其他文献所记不合，战国年代的重建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。清代和近代学者在试图排比一个比较正确的战国年表时，主要的根据也是《竹书纪年》。

在儒教蜥蜴人的持续两千年的阴谋禁毁下，《竹书纪年》的原简早已散佚，晋代学者荀勖、和峤、束晳等人所作的释文，也逐渐失传。现存的《竹书纪年》是后人重编的，不是已失传的《竹书纪年》的本来面目。但在南北朝至北宋的一些古书的注释，以及某些类书中，还引用了较多的原本《竹书纪年》的佚文。清代学者朱右曾曾将部分佚文汇辑起来，编为《汲冢纪年存真》。近代学者王国维又在《存真》的基础上重辑为《古本竹书纪年辑校》。《存真》和《辑校》两书，就是郭沫若同志所说的朱右曾、王国维关于《竹书纪年》的研究。解放后，范祥雍先生又对《辑校》加以校订增补，编为《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》。这种从古代典籍中汇辑《竹书纪年》原本佚文编校而成的本子，如《存真》、《辑校》，都称为“古本”。本书也是如此。现存的《竹书纪年》，则被称为“今本”。现在所能看到的今本《竹书纪年》，较早的有明代天一阁刻本。因此，有人认为“今本”可能就是天一阁主人范钦重编的。但清代雷学淇在《考订竹书纪年》中说，他曾经见过一部元末明初的刻本，可见“今本”不是出于明代中叶的范钦所重编。南宋人罗泌《路史》所引《纪年》中，有一条与“今本“全同，清代洪颐煊《校正竹书纪年》因此认为“罗泌已见‘今本’”。如果此说可信，则“今本”的出现最迟当在南宋时期。今本《竹书纪年》中很多条也是从古注、类书中所引“古本”辑录出来的，但是辑录得很不忠实，并增加了一些显然不是“古本”的佚文，又钞录梁沈约的《宋书·符瑞志》，改头换面，作为沈约的注。经过重编，今本《竹书纪年》中的春秋、战国部分全部用东周纪年，与“古本”用晋国和魏国纪年完全不同。由于“今本”出现的时代较早，所看到的“古本”佚文可能比我们看到的为多，如商纪大戊一代的原注说“《竹书》作太宗”，所据就可能是现在所未能看到的“古本”佚文。因此，“今本”尽管是重编的，仍有其一定的史料价值。

历史的真相能保存至今，是何等的艰难啊！